【第一直销网讯】  8月21日，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发布“中国传销地图”，通过四种颜色将中国的版图分为传销重灾区、中度受灾区、轻度受灾区和微度受灾区。其中，辽宁被划入中度受灾区的行列。与此同时，该协会还发布了中国十大传销省会城市排行：合肥、南宁、武汉、成都、南京、西安、长沙、昆明、贵阳、南昌。

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表示，辽宁省虽然被分在中度受灾区，但辽宁近几年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与前些年相比效果明显，应该排在中度偏轻的位置。

社区开展打传宣传

1998年国务院10号文件全面禁止传销。近二十年来，国家各有关部门大力打击，媒体对其危害性大力宣传，传销却屡打不绝。数年来，传销形式不断进化、升级、演变，为众多痴迷者搭建起一座又一座虚幻的“黄金帝国”，直到惊醒，梦碎。

近日，一张被称为由民间反传销组织绘制的“中国传销地图”在网上疯传，由此，带着神秘色彩的民间反传销组织进入公众的视线。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又在从事着何种“工作”？民间反传销威力如何？由其绘制的“中国传销地图”是否权威？非法传销活动在辽宁的近况如何？记者撰写此文，意在拨开迷雾，寻找答案。

记者采访了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民间反传销人士等，再次重新审视这个全国性的“顽疾”——传销。

民间反传身份尴尬 存在乱收费现象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狂热而扭曲的世界。

在这个约有数以千万计的传销江湖里充斥着谎言、瞒骗和循循善诱式的“洗脑”。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但谎言终究是谎言，早晚有戳穿的时候。

进入20世纪，一些曾经误入传销陷阱的人开始觉醒，开启了民间反传销的征程。他们是一群行走在刀尖上的舞者。然而，单纯的民间反传行为被一些人误读。

连线“民间反传销第一人”

李旭是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会长，被誉为“中国民间反传销第一人”。在其博客的简介中，有如下注解：曾有两年的传销经历，2006年建立李旭反传销博客和反传销网站，投身反传销公益事业，带领反传销专业团队解救劝说传销者，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李旭在北京，记者无缘与其相见，在与李旭的多次电话采访中，记者从中摘录了有关民间反传销行业的内容，如下：

辽宁法制报：为什么会有民间反传组织？

李旭：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官方现有的打传，往往以驱散、遣返为主，但传销者已被洗脑，如果没有反洗脑，这些被驱散的传销人员还会继续传销。这是一种需求，官方很难提供这种服务。民间反传组织的参与者多是曾经深陷传销的受害者，反而对传销比较了解，知道如何进行反洗脑，这种情况下，民间反传组织就应运而生了。

辽宁法制报：你现在团队的现状如何？

李旭：我们现在有30多个人，都是专职的。加上外围QQ群里的一些志愿者，有上千人。专职成员基本都是传销受害者，有的是经我劝说解救出来的，有的看到我们网站或者媒体报道后加入进来的。

辽宁法制报：据你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民间反传销组织有多少个？

李旭：没有具体统计过，2008年之前，反传组织都是很松散的，2009年，我们成立反传协会，把百分之七八十的反传组织都联合起来运作了一年时间，这是个很松散的组织，没有监管单位，大家只能自己约束自己，管不了彼此。不久，管理上，财务问题上就有了分歧，很多反传组织目的不同，有人希望高收费，有人认为应该纯公益不收费，后来就各自散了。现在有很多反传组织，这个行业也越来越乱了，专职人员估计能有200人左右吧。

辽宁法制报：你们协会收费吗？

李旭：2006年到2008年是我们的激情反传阶段，纯公益，不收任何费用，被解救者自愿给钱。结果不可持续，身边的专业志愿者越来越少，连固定的办公场所也没有，我们的身份也比较尴尬。想正规化发展，就要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现在我们是半公益性质，注册了一个信息咨询公司，但身份还是有些尴尬。我们的经费来源主要靠捐助，别人把人带到北京来找我们反洗脑后，随便给我们点捐助。我们到全国各地开展工作的话，会向寻求帮助的人要差旅费。近一点的，我们收2000，远一点，比如广东、福建，我们收3000。

辽宁法制报：为什么有纯粹为钱的反传组织？

李旭：这是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一些反传志愿者为了维系团队运行，只能采取收取一部分费用的办法，而有的人就从中看到了所谓“商机”，把这当成赚钱工具。

辽宁法制报：听说有的反传组织专门利用家属急切心理诈骗？

李旭：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不在少数。反传圈子的乱不光体现在收费方面，在解救人员的过程中，有一些公司专门找收费的定位公司，用手机定位等技术手段找到人。还有一些组织在反传销中竟然使用了暴力殴打、交换人质等手段，把一个人控制起来，就面临非法拘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这些手段本身就是违法的。

辽宁法制报：这些反传组织为什么敢用违法手段反传？

李旭：他们抓住了传销组织的心理。传销不合法，传销参与者心虚，所以，那些反传组织才敢以暴制暴，以非法手段去找人。

辽宁法制报：有没有考虑过将来的发展方向？怎样才能让民间反传组织良性地开展反传工作？

李旭：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考虑。我们注册了信息咨询公司，还有工商等部门可以对我们进行规范，那种三两个人，建个网站留个手机号的，你咋监管？对于这个行业的将来，我有个想法，反传组织各自为战，十分混乱，政府可以提供一部分资金，制定出统一的规范和救助标准。不要让我们向求助者要这个差旅费了，让政府来购买我们的服务，也可以为老百姓分忧。

传销课堂被查

从传销走入反传

时光倒流十余年，李旭的身份是传销组织中的小头头，网下发展了30余人，天天做着发大财的美梦。他自己也没想到，从33岁起，自己的名字会跟“传销”这个词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亲友眼中，从2004年以来，李旭总是误入歧途———做传销是走入歧途，好不容易醒悟过来，却又走上了反传销的道路，又是一个歧途。

李旭是四川阆中人，1993年到鞍山打工，1995年自己经营豆腐作坊，开始创业。1998年，李旭在鞍山买地盖了房，一家人才安定下来。

2004年，在家磨豆腐的李旭进入传销组织。在拼命发展了几十个下线，上升到一定级别后，他越来越怀疑自己千万富翁的梦想。

“传销组织层级间没有信息流动，级别越高越接近骗局的真相。”他开始上网查找传销的原理，一天天动摇着曾为之付出一切的信仰。

在网吧最终想通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给母亲打电话大骂自己不孝。

随之而来的是耻辱和自责，两年间因为家人“不理解”自己，他不惜与家人翻脸。干传销不久，他把自己的两个亲姐姐拉进了传销组织，亲手毁掉了她们的家庭。

回家之后，李旭不愿再迈出家门，“‘传销’两个字就像贴在脸上，大老远看到熟人就会躲起来”。他开始没日没夜地逛各种“反传销”论坛排解苦闷，逐渐成为资深的“反传”版主。

2007年，在与母亲的一次激烈争吵后，李旭揣着700元，带着在论坛里积攒下的人脉和勇气离开家，走出了“反传”的第一步。

他还记得在葫芦岛救下的第一个受害者。“感觉人生重新有意义了，迫不及待地想救下一个人。”电话中，李旭把自己的那段时期称作“激情反传”。

2009年1月10日，李旭牵头成立了“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在此之前，民间的反传销一直存在，但力量分散。“从2007年我就开始寻求联合，自己做这件事，力量太单薄了。”李旭说，协会的前身曾设在河南新乡，搬到北京后才走上正轨。

反传协会的志愿者几乎有着同样的心路历程，他们曾见过极端的疯狂：有丈夫不顾女儿跪下来死命的哀求，当场签下放弃一切家庭财产，与妻女断绝一切关系的协议；有人跳楼、有人撞墙，歇斯底里地要挟家人放他们回去搞传销，继续他们的发财“梦想”。这些疯狂的人中，有把皮鞋擦得锃亮的商人，有衣着时尚的大学生，也有鞋子上沾满泥灰的农民。对他们来说，一次成功的劝说不仅救赎别人，也是在救赎自己。

李旭向记者坦言，多年来，民间反传销组织始终面临着生存的尴尬。“不但经费难以解决，我们的身份也很尴尬。因为没有注册，有时候真心实意去帮助人家，求助者还不信任。有时候都到了楼下，求助者却不敢上来。一些求助者还让北京的亲友先来验证一下我们是不是骗子才过来。”李旭说。

突破瓶颈，辽宁已基本无传销

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发布的“中国传销地图”中，辽宁被划入中度受灾区的行列。对于这样的划分，从事打击非法传销工作近10年的陈文对此嗤之以鼻。“这个由民间组织发布的传销地图并不权威，就拿辽宁省来说，我们已经实现了基本无传销，但地图中并没有体现出来。”陈文说。

对此，李旭隔空回应称：“辽宁近几年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与前些年相比效果明显，排在中度受灾区确实重了点，应该排在中度偏轻的位置。”

陈文是辽宁省工商局公平交易执法处副调研员，从事打击非法传销工作已近10年的他，对辽宁的打击传销工作很有发言权。

陷入怪圈，传销曾经很疯狂

2007年初，陈文开始接手打击传销工作，而当时传销活动遍布全省，十分猖獗。

“那时候，关于传销的举报天天都有，网上的相关信息铺天盖地，在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传销重点整治地区中，辽宁排在第五位，是名副其实的传销重灾区。”回忆起当年的工作情景，陈文很有感触。

按照他的估计，当时全省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近20万人，“14个市全都有。”

也就在那一年，辽宁省开始了卓有成效的打击整治工作，省政府牵头成立了辽宁省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同年召开了全省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将打击传销工作纳入到了全省综治考评工作体系当中。

泛滥的传销活动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一系列难题，抢劫、强奸、盗窃、杀人、暴力抗法等案件时有发生，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稳定。

因此，在2007年，全省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打击传销行动，公安机关加大了打击力度，当年就清理传销人员几万人次。

打击行动虽然很有成效，但陈文很快就意识到，打击传销工作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在清理传销人员的时候，总是能看到熟悉的身影，今年被我们遣散回老家了，第二年他们又回来了，回流现象十分严重，这个问题一度令我们十分头疼。”陈文告诉记者：“当时的传销人员大多都是外省的农民，传销头目在异地遥控，几乎都抓不到，参与传销人员几乎都身无分文，即便我们捣毁了传销窝点，如何遣散这个庞大的人群仍是摆在打击传销面前的一道难题，在当时，遣散的经费已经十分惊人。”

更让陈文无语的是，很多传销人员痴迷于传销，政府给他购买了回家的车票后，他在第二站就下车将车票退掉，再用退票的钱原路返回继续参与传销活动。为了杜绝这种现象，后来铁路部门在政府购买的遣返车票上加盖了“铁路遣返不予退票”的字样。

按照陈文的说法，被洗脑的传销人员已经达到痴迷的状态，而政府部门并没有相应的反洗脑机制，在罚没没钱、拘留不够条件的情况下，遣返成为唯一选择，而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而这种“抓人又放人”的举动竟然成为传销人员进一步坚定传销信念的理由。即便一些传销人员被拘留，传销组织者甚至赶到看守所门前迎接，吃过大餐之后，按照拘留的天数，给予相应的补助。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陈文开始致力于反洗脑实验，尽管效果并不理想，但他始终都在坚持尝试。“前一段时间，朝阳县一个小姑娘给我打电话，说她妈妈非要加入传销，我通过电话尝试着对她母亲进行反洗脑，半个小时，她妈妈终于想通了，保证不再加入传销组织。”陈文介绍说，正是由于当时打击传销工作始终走不出“打而不死、驱而不散、散而又聚、遣而又返、死灰复燃”的怪圈，这让很多工作人员开始反思，如果说洗脑需要一个星期，那么反洗脑工作就需要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打击传销工作者们始终都没有找到短时有效的反洗脑的方式方法。

突破瓶颈，辽宁顺利“摘帽”

“全国传销重灾区”，这是压在辽宁打击传销工作者头上的一块巨石，为了突破瓶颈，很多人都在为之努力。

在陈文看来，2011年是辽宁打击非法传销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连续发多了多个事件，全省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摘帽行动”，打击传销工作发生了“质变”的过程。

2011年4月7日，辽宁省召开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着重解决了将打击传销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问题，足额保障打击传销工作经费。
同年6月9日，省公安厅召开了全省公安机关深入开展打击传销犯罪专项行动工作会议，制定下发了《全省公安机关深入开展打击传销犯罪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和绩效考核办法》。成立了全省公安系统打击传销领导小组，制定了公安部门打击传销工作方案和考评办法。各市公安局局长为第一责任人，对本地打击传销犯罪工作负总责；对辖区内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基层民警、派出所所长为第一责任人，并明确了奖惩措施。

随后，省综治办主动提出调整2011年全省打击传销工作的综治考评原则，并将此原则写入省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下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全省打击传销工作会议精神有关问题的通知》(辽打传小组发[2011]3号)中，即：到10月底“清剿”行动结束后，凡是被继续列为全省传销重点整治地区或相对重点整治地区的市级单位在综治考评中该项不得分或扣除全部权重；对于打击传销工作开展不力，传销问题比较突出的县(市、区)级单位，建议省综治委取消当年度平安县(市、区)参评资格。

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以省政府名义对工作落后地区党政领导进行约谈，对工作不力地区实行综治“一票否决”。

全省各地在加大打击传销工作力度的同时，不断强化预防工作，逐步建立起“防、控、堵”机制，健全工商、公安和街道(社区、村)“三位一体”防控体系，做到民警执勤进社区、工商检查进社区，严防传销反弹。

翻阅全省厚重的打击传销历史档案，记者发现，2013年在辽宁省召开的全国工商系统创建无传销城市现场会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相关领导对辽宁打击传销工作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仅仅用了三年不到的时间，辽宁省14个地市就都成为“无传销城市”，从全国传销重灾区变为基本无传销省，成绩的取得令人振奋，经验的积累值得借鉴。

瓶颈问题，当正规军遇到游击队

“辽宁省早就实现了基本无传销省，虽然偶有反弹，但防控机制轻而易举地将其击碎，所以民间反传销组织将辽宁省列为中度受灾区，并没有说服力。”陈文说的很有底气。

在他看来，民间反传销组织在打击传销的历史上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今，这个行当越走越偏，仅靠行业自律很难步入正轨。

“俗话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仅靠自我约束不可能杜绝乱收费、采用非法手段营救等行为的出现，即便他们的出现是合理的，但首要问题应该是解决合法的问题。就目前来看，合理不合法的瓶颈还很难突破。”

延伸

​就在记者发稿前，李旭给记者发来微信，称根据反馈和调查，对8月21日发布的“中国传销地图”再次进行了微调，将中度受灾区辽宁和重庆调到轻度受灾区，并称辽宁近年打击传销的力度较大，已经摘掉了传销重灾区的帽子，连降三级，现为轻度受灾区，希望继续保持高压打传态势，注意反弹。重庆传销一直较少，但近年很多南派传销在往重庆转移，有增多的趋势，希望公安、工商部门引起注意，防患于未然，加大打击力度，避免从轻度受灾区升级到中度受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