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零售经济网讯】  今年以来，直播带货有多火，已经无需赘述。从口红、果蔬到奢侈品、房子车子，从企业家、明星，到地方官、农民，一个“万物皆可直播”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

但直播带货在催生出像李佳琦、薇娅这样的“直播带货王”的同时，其暴露出来的产品质量及安全无保障、虚假宣传、维权无门、税务合规等问题也接踵而至。因此，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直播带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热门话题。

据新零售经济网了解，今年两会上，已有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加强直播带货的监管。

细化监管措施
劣迹主播进黑名单

这边厢直播电商红红火火，那边厢翻车事故也频频发生。

远一点的有李佳琦不粘锅事件，近一点的有在罗永浩直播间买花结果没有惊喜只有惊吓……

一个行业的高速发展期往往伴随着阵痛，这个时候，监管的缺失会加剧这些问题。由于直播平台的监督不到位，主播和MCN机构的鱼龙混杂，致使出现虚假宣传、评论造假、极限用词、诱导交易、虚假交易等行为，不但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权利，还损害了直播电商行业的健康经营秩序。

这个过程中，不止消费者可能被骗，商家的利益也很容易受损。例如，有的商家与主播签订保证一定销售量的合同，但主播却在直播中通过刷单，之后再退货的方式达到业绩，商家付了佣金，还要承担退货带来的损失。

为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岳国君提交了《关于加强直播带货销售模式管理的建议》，建议有关部门细化对直播带货的监管措施，将直播带货纳入市场监管正轨。

岳国君

岳国君提出厘清不同主体的责任边界，加强对主播的管理；强化平台的监督管理责任；强化监管责任划分与协同；建立社会监督体系及诚信评价机制等建议。

他表示，应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电子商务法》等现有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强化监管措施。厘清不同主体的责任边界，加大对平台、经营者、主播的审核、监管力度；强化平台的监督管理责任，强化监管责任划分与协同，同时建立统一的直播带货违法举报及维权平台，将直播带货置于全民有效监管之下，对于随意夸大其辞、欺诈和误导消费者的直播带货行为纳入社会诚信考核体系，将违法情节严重、劣迹较多的主播拉入黑名单，实行市场禁入，提高违法直播带货成本，增强监管震慑力。

同时，全国人大代表曹金萍也表示，网络空间的无地域性、直播的即时性、主播的低门槛准入性等给监管及取证带来极大困难。目前对直播带货新业态从国家层面还没有明确的规范，亟须建立规范制度。

关于加强“直播带货”监管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华润集团湖南区域工委书记丁小兵指出，“在当前网红经济火热的大背景下及时解决消费者维权问题，有利于保证消费者权益，同时也保护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

丁小兵

他建议建立针对直播平台的网上巡查机制，市场监管、执法等部门应在全网开展数据打假行动，对网红带货产品“验明正身”，防范欺诈行为，对名不副实的产品，一经发现，从严惩处。

加强主体自律管理
建立直播经济的公平机制

除了加强平台监管外，各主体也应该担起责任，强化自身合规自律意识。

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表示，“从目前直播电商市场的热度可以预见，2020年的成交总额超过万亿是大概率事件。”因此，他今年带来的是一份关于大力发展直播电商、释放消费潜力的建议。“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直播电商将会直接推动消费增长，带来巨大的销售增量。”

他建议政府主管部门、监管部门和直播平台应携手建立直播电商的自律机制，一方面向能力不足的小直播电商提供合规支持，另一方面要制定出台法规规章明确职业主播带货行为的连带责任，强化其合规自律意识。

日前，有快手带货一哥之称的辛巴被平台封禁。有人说其被封是因为选品出了问题，有很多货缺斤少两，以次充好。也有人认为是因为辛巴在直播中与另一名快手网红“散打哥”PK时，在直播间破口大骂，严重损害了平台形象，所以被迫接受整改。

不只是辛巴和散打哥，快手主播方丈、吴迪、张二嫂等一批主播都遭到了快手直播封禁。而封禁理由基本围绕“不良低俗言论”，“虚假宣传或销售伪劣产品”展开。

不管是什么行业，遵纪守法、正确的价值导向都是最基本的要求，无论是平台、还是主播，都应该自觉抵制恶意流量炒作、杜绝虚假宣传、假冒伪劣。

另外，张兆安还建议，建立直播经济的公平机制。一是职业直播对消费者要公平。例如，有些职业主播打的是C2B的旗号，做的是B2C的事。一方面以消费者代理人身份推荐商品，另一方面又作为企业代理人收取佣金。二是直播平台对直播电商要公平。例如，有的直播平台采用算法推荐取代社交分享，算法的公平性就很关键。三是直播电商作为新通路模式与其他通路模式的竞争要公平。

针对加强平台主体自律，丁小兵还表示，应提高直播平台准入标准，完善诚信评价机制，对售假、伪造流量的带货网红，应列入失信名单，向社会公布，纳入社会诚信考核体系。建立电商直播的自律机制和电商直播平台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以法律形式给“带货主播”角色定性
是广告代言人、导购还是表演者？

主播是直播带货的关键，而由于部分主播法律意识不强，误导消费者消费现象层出不穷，因此，也有人大代表建议以法律形式给“带货主播”角色定性。

“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多是针对基于公域流量的传统模式作出的规定，在对基于私域流量的电商直播监管就存在适用性问题。因此，我建议立法机关对法律适用问题尽快作出解释或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并以法律形式明确带货主播角色定性。”丁小兵说。

他表示，带货主播的角色定性是广告代言人、导购亦或是表演者，应有更加明确的规定，因为这三种角色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不同的。“如果缺乏法律的权威定性，就无法划分应该承担的责任。从现状看，相关平台、经营者与主播的责任界定不明晰，也导致了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存在漏洞。”

5月15日，罗永浩在直播带货中，向观众推荐了花点时间520玫瑰礼盒，但在520当天，不少用户反映收到的鲜花存质量问题，根本送不出手。随后，罗永浩宣布按原价再额外补偿一份现金给所有下单的直播间用户，所涉总值约人民币一百多万。

品牌方“花点时间”也作出道歉，称将为消费者100％退款，并再次对所有下单用户进行同等现金赔偿或等值鲜花。

直播带货本来应该是一门多方共赢的生意，商家提高了销量和品牌知名度，主播和相关机构赚取了佣金，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购买了商品。但在上述案例中，虽然最后处理结果看似圆满，但是老罗直播再次翻车不免降低粉丝的信任度，商家不仅倒赔了钱还砸了牌子，消费者虽然获得了额外的赔偿，但是节日当天的糟糕体验已经无法改变。

事实上，现实中很多主播无法做到罗永浩这样的赔偿，大部分消费者没有办法追究主播的责任，甚至很多主播就是虚假宣传、售卖假冒伪劣的帮凶。

因此，厘清不同主体尤其是主播的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

该观点在岳国君提到的细化监管措施中也有所体现。岳国君建议，市场监督等相关监管部门进一步厘清直播带货行业中相关平台、经营者与主播的义务、责任的界定和划分，加大对平台、经营者、主播的审核、监管力度，并加强对直播带货的关键环节——主播的管理，通过系统性的培训引导和规范化的考评机制，加强主播的职业素养和规范意识，通过内容监管、飞行检查等手段，做好对主播的管理和约束，提升直播带货的准入门槛。

出台平台尽职免责实施细则
让经营更加有确定性

此次两会提案不仅提到了加强平台监管、主体自律、主播责任，也有人大代表建议尽快出台平台尽职免责实施细则。

人大代表石丽平表示，疫情期间，一个多月开网店的经历，让她对如何通过平台经济带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有了一些思考。作为平台负责人，她建议科学界定平台责任。

去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指出要科学合理界定平台责任，明确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的责任，加快研究出台平台尽职免责的具体办法。

触网后的石丽平切实感受到平台经济对当地产业的带动作用。她和贵州团内华茜、宋水仙等多位人大代表一致认为，在复工复产、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国家应该尽快出台平台尽职免责的实施细则，明确平台和经营者的责任，让大家的经营更加有确定性。

在石丽平看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平台经济的发展，需要让大家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减少顾虑，让敢于担当的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机遇。

而直播作为电商的新流量池，仍处在红利期，增长势头迅猛。

但是，越是红火的产业，越要警惕被流量反噬。面对如此大的流量规模，行业也是时候将各类问题摆上台面，逐一解决。此次两会提案正是为直播带货建立门槛、底线、规矩的好契机，也唯有如此，直播带货才能行得正道、走得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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